（毕业论文 字数：4759 页数：4）[内容摘要]宋代在中国封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颇有特色的一个朝代——一个武夫色彩极其浓厚的人用武力夺取政权后，却建立了一个极其强调文治的国家。终宋一朝，始终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思考的空间。本文试图从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视角来比较看待宋代的政治体制，解构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并试图给现代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一点启迪。

关键字：政治体制,比较视角

目录

一、宋代政治体制概况
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
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
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

前言：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显著。①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北宋王朝从它的前代那里接受过来的，与其说是现有的成文法，不如说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务实”精神。②赵宋王朝诞生在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的强藩重镇的包围下的历史环境中，对五代时期北部屡生变乱，政权频繁更迭的教训是难以忘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初的制度设计者，“事之位防，曲之为制”所体现的预设防范、周密制约的精神影响了整个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本文所写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痛恨其因循保守”，也不在于“批评宋代的官僚制度，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因为“这与宋代的士大夫相比，并没有多少提高”，而且“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际上是思维的倒退”。（邓小南语）笔者希望从不同学科的比较视角入手，来发掘终宋一朝“积贫积弱”现象的深层原因。
一、宋代政治体制概况
由于要分析宋代的政治体制，而它又不是本文的行文重点，这里只简要地概述一下。整个宋代的内政施设的核心在于“防弊”，其中枢决策系统是以皇帝为中心，由宰执、侍从、台鉴共同构成的。在中央上。由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理民政、军政、财政大权，原则上可以自主处理事务。可以看出在这里就明显地体现了制衡的精神，而且只能分工也相当地明确，但有一点得强调的是一方面负责处理集体政务的职权已被他司侵夺，但原有的权力机构如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六部等仍然有着官员和职位，尽管大部分已成了空头衙门；另一方面，新设各种机构来分隔原有部门的事权。在地方上，基本上是州县二级建制，同时划分若干路，作为派出机构的辖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反映在权力的分配方面谁处于主导地位，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收回财权乃至兵权和人事权，但宋代财政经费长期紧张，就造成了地方利用机制外的行为去扩大财政自主权，不过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被允许的。
宋代的人事制度和兵制也应该提一下。宋朝是历代王朝中科举取士最多的一个王朝，宋朝的官僚体制机构重叠，冗员密集，人浮于事，但俸禄却很高。由于宋代祖曾立誓曰不杀士大夫，所以宋朝的文官没有被杀头的危险。即使犯了错误，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做官，充其量被发配恶州。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士大夫形成了官僚群体，理性观念发生了变化，要忠君，要爱国，不仅要“致君于尧舜”，还要“以天下为已任”；另一方面，大量的官员无所事事，贪图享乐，以“资深者序进，格到者递迁”，以期能“无灾无害到公卿”。宋代兵制的特点就是绝对化地强调对皇帝的忠心（可能宋太祖本身就是用武力窃国的），而不在其实际的作战效果，不仅把军队完全置于文官的控制下，而且把军队的指挥权一分为三，权权制衡，不仅在实际战争中不知己不知彼，还有不懂军事的皇帝和文官事前规定如何排兵列阵，极大地影响了指挥官的自主权，所以在宋一超对外族的战争中，胜仗寥寥无几。

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
现代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有很多种说法，马克斯•韦伯以为政治和国家的核心就是全力，他说：“总之，政治即意味着争取分配权力并争取队权力分配施加影响，这种权利分配或是在国家之间进行，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集团之间进行”。①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权力主体即为皇权，表现的形式为强制性权利，即权力的主体对权力的客体有着完全的政治强制力，它掌握着完全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以及暴力机关。由于国王或皇帝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因此他掌握着最大的权力，出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在皇帝之下，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及其所拥有的势力范围，从而构成了政治权力内部森严的等级结构。在中国，它体现为地主阶级的权力掌握着——封建官僚的等级制。②

我们在前面说到，宋代的中枢决策系统由以皇帝为中心，宰执、侍从、台鉴共同构成的。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皇帝拥有最终决策权力，但皇帝的指令，原则上需要经由二府即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以“敕牒”方式颁布执行，才具有实际效力，直接从内宫出来的指示，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与抵制，这是因为宋代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运作规则，即“共治天下”“共定国是”原则的出现。宋初的帝王在设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时，吸取了五代的经验，以“专务以矫失为得”为原则而建立。一方面，作为君王的集权者需要开张圣听，广开言路，戒剔专擅，“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③，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忠君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爱那个的熏陶以及“济世”精神的复兴，使得士大夫具有批判意识，将其个人修身与天下兴亡联系起来，“矫厉尚凤节”，强化了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④。

当然，即使是“共治天下”，所谓的天下也为皇帝私有，并非“共有”，它所强调的只是君臣“共定国是”，而非对天下利益及国家权力的分享。政治权力的寡头还是皇帝，只不过此时的封建官僚群体的成分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以及争取而来的政治权力已经不同于历朝历代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皇帝所面临的治国压力也迫使他让渡有限的部分的权力给臣僚。至仁宗朝，这一原则已经与帝国政治运转规程联系起来并日渐发挥作用。在此，我们不去评价这种非常态的政治现象，仅简要阐述这种政治权力运转的后果。
封建社会中，皇帝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已经通过“君权神授”得到了确定的体现，而至于 他如何获得权威，则取决于他对专制皇权的分配。在常态的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他所分配的权力越少，他本身的权力就越大，因而权威也越大。这一点明太祖做到了。而在我们探讨的“共商国是”这一非常态的权力运作过程中，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一方面，皇帝让渡了部分权力，使得二府、三司的职能分工明确，政务重点突出。相对而言，官僚阶层遏制了皇权的扩张。史料中即有神宗皇帝欲惩作战失利的转运使，欲杀之流之而不得的记载。这样可以看作皇帝的权威受到了威胁，受到了臣僚的制肘；另一方面，皇权的部分让渡时的士大夫的忠君尽义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们围绕在皇帝的周围进言献策，一心为国，从根子 里又在肯定黄帝的权威。因此这种非常态的权力运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就会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它已经为以后的“内降指挥”，权臣弄权，“朋党之争”埋下了祸乱的伏笔，而且它这种强抑的张力很容易冲破既定的权力运作潜规则。所以，在历史的大环境下，这种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权力运作是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