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於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自从在天安门事件中迷失政治方向,中国不得不拥抱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取代了破产的共产主义,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新依据。另一方面,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策略结盟随冷战结束而瓦解,天安门事件更使美国振振有词地抵制中国。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几次转向,先从围堵逐渐变为来往,又从来往变为企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以期一步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1.尽管中美时陷对立的僵局,中国却拥抱资本主义,渴望加入世贸组织和获取奥运会主办权,以提昇它在新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乃至於跨进国际「精英权力俱乐部」的门槛。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矛盾的统一,既共存又竞争。本文旨在讨论两个主题。第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形塑中国媒介的生态、话语、市场和意识形态?第二,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各股力量或竞争或联盟,以争取社会优势,媒介如何展现这个过程?具体说,我想把这两个主题贯穿於以下六个子题:(1)中国媒介如何发动反美的浪潮,展现强烈的民族自豪和国家认同,以赢得媒介的市场利润?(2)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加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和工人必将首当其冲,承担剧痛,媒介话语如何关注他们的困境?(3)政府所推动的媒介集团化能否与跨国资本竞争?(4)中国媒介和电信市场迄未开放给外国和私人资本,入世对国际资本佔领中国市场有何影响?(5)中国媒介和记者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应对政经现状?信息科技的发展对媒介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有何影响?(6)各知识阵营(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在媒介上激辩,他们如何定位中国在世界与民族之间的主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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