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随后的30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麦库姆斯等学者在最近几年开始思考：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这一关注重心的转移，就把这一理论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中，而这已超出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范围。于是，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外延拓展点——框架理论。 在议程设置理论得到证实的稍后时间，高夫曼(Goffman,1974)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而广受重视，一些社会学者并以此来进行大众传媒的研究。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在近10年，框架论开始为传播学者所运用。 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认为：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上互为他山之石。 一、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 议程设置理论 科恩(Cohen,1963)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这一假设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影响受众议程；其次，又从有限效果论回到强效果论，但与早期“魔弹论”等强效果论强调的态度的转变不同，这一假设强调的是对认知的影响。对于经验主义学者来说，科恩的这一假设有了方法层面的意义，即可以进行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认知的调查，检验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可以确定假设是否成立。 |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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