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会在一定的政策价值观指导下,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制定方式,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激进式的,或者是完全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或超理性的。这些决策方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在政策科学中把不同政策制定方法的选择,归纳为多种“选择模式”。模式是一种认识和表述事物性质及其规律的简约方式,例如理性决策方法,也叫合理决策模式,它是根据数字,用精细的计算,用合理和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种种可行方案的优劣,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或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一种选优的模式。“而那些复杂多变,不易量化,难以用数量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去精确计算的问题和领域,就不宜使用理性决策方法。如政治、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问题的决策,……因此,非理性决策方法,仍是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1]。政策的战略选择,主要是政策价值标准在现实操作中的具体体现:是选择使用风险系数小、确定性大而很安全的一般回报的政策,还是使用因为风险大、不确定性大而很不安全、但高回报的政策,是要最优还是次优,甚至将就着就可以的方案。我国的新闻政策选择模式基本上采用非理性的决策模式,由单纯的“渐进式”到“渐进与激进模块”相结合,以至到目前的“综合决策式”。 一、“渐进耦合式”战略选择 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现象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78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阶段。为了使社会焦虑不致演化成不安定的社会行为,为了缓冲中国特有的群体性阻力,中国社会有必要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集权仍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社会的集权,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归于消失”[2]。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高度整合是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集权体制具有可行性。这种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很重要的特征是注重发展的有效性,从而超越了单纯的速度型。渐进模式采用先易后难的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的、否则改革进程就要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改革任务的处理方式是先立新再破旧,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向周围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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