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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智识主义”的界定
清代的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①。在这里，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即儒学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他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清代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应是“道问学”日益受到重视，但它并不排斥“尊德性”的作用，相反“尊德性”仍旧是“道问学”的目的所在。
清代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应是“尊德性”和“道问学”地位的转变，即对“道问学”的重视明显地胜过了对“尊德性”的重视。
二、“儒家智识主义”的发展历程
“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出于《中庸》，原是不可分的。但自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1775）后，便逐渐形成了朱子重“道问学”、陆氏重“尊德性”的局面。在这里朱陆只是强调两者之中一方面的重要性，并未忽略另一方面，但是后世学者则将二者日益隔离开来。实际上，“尊德性”是获取“德性之知”的主要手段，而“道问学”则是获取“闻见之知”的主要手段，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明代，王阳明为友人调节朱陆异同，仍然沿用这一分别，但他认为“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②，可见他始终是偏向于“尊德性”。阳明之后，王学末流虚言“良知”之说，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于是有人重新强调“道问学”的重要性。
清初的学术由虚入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坚持“道问学”的立场更加坚定。顾氏认为“经学即理学”，他的这个论点只是说明“古人所谓理学，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非长期钻研理学，自然够不上谈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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