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庄子》的解释,迄今逾八百种之多,但在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解释,那就是郭象的《庄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以至于只要谈到庄子,就一定会联想到郭象和成玄英,在原创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自然联系。郭、成二人的解释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在于这二人对原点典精神的吃透,以及他们有个特殊的解释背景和方法。在某种角度来说,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或许不能冒昧地说古往今来的贤达对《庄子》精神吃不透,但能够说因为方法和解释背景的不同会对解释对象形成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原著的细微与值得玩味之处。一种合理的(暂且不说“好的”)方法会由此开出新的天地,这新的天地或者是原典所寓涵、所寄寓,而没有展现开的;或者是原典所未有,而解释者借以创造和开示出的,必要时甚至故意地误解(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情形)。无论在这两种当中的哪种情况,对后来者来说,都是需要从新解释的,即解释解释者。不过,本文并不打算从事这个任务,而是欲从解释者的解说中看出其真实用意并剥开那个境界,再从中看透那个时代的精神所向。所以,我的任务与解释解释者搭边,而不是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