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话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论辩,基本上循着两个路数:一是历史的,重其发展脉络、迁延历程;二是观念的,往往拣金弃沙,只把握根本的传统。前者多为治历史学者所取,处之极端,往往陷溺于所谓“史学的偏见”。三十年代以还,喜宋明理学或研哲学者,于此多有掊击,兹不具论。而后者为习哲学诸人惯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还是复兴儒学,关键处均是一些观念铺陈和范式架构,难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讥。海外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学者对此多有指证。如张灏谓“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种哲学体系或学术研究的倾向是危险的”。[1]自称“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以著述的艾尔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讨论为中心的思想史领域,只不过是“较为浅显的中国哲学史”。深受德国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学史之取向的影响,普遍服膺“观念史”的模式,“结果,中国思想史只能以叙事方式进行,精于哲学却短于历史脉络”。[2]因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际而造成的史、哲之别,深深濡染了当代的儒学识辨与言说,使儒家的本来面貌在强烈的古今之辩意识的现代阐释之下,更多增添了难以圆合的裂痕。“史学的偏见”与“良知的傲慢”之争讼与对垒不见消弥,反愈加剧。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说明和消解紧张的有效途径,势必将成儒学进入现代性语境的极大障碍。 也许用发生学的方法以观其眇是一可行之道。当代的儒学话语(批判的、旁观的、弘扬的)及其复杂的形态,均是在百年间原有体系发生剧烈的动荡、裂变、转型过程之中的迁延或歧出。尽管有西学东来的重大外缘,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体系内在的变化。所以,对清末儒学的状况作些了解和分析,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清理。另外,我们今天所说辩腾喧于口的儒学,早已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在形态上已被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夹裹和切割,这一转换的发生机制和微妙历程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即围绕清末经学的解构和现代形态儒学的创发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