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着三种核心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1.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着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
2.三种主题尖锐而复杂的冲突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
3.谁是冲突的胜利者呢？

[1]鲁迅《热风·四十》。
[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
[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
[4]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5]《每周评论》第19号。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
[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
[8][9][10]《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版，P409，P88，P130--131。
[1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4月。
[1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
[1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2月。
[14]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
[15]邹获帆《跨过阿Q》，见《新诗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1928年8月。
[17]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
[18]陶晶孙《谁是真正的好朋友》，1931年《北斗》第1卷4期。
[19]丹仁《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1932年《北斗》第2卷第2期。
[20]《文学新地》第1卷第1期，1932年出版。
[21]《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10号。
[22]《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出版。
[23]《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75。
[24]《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25]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1卷1期，1942年9月1日出版。
[26]《历史就是见证》，《人民日报》197 7年3月13日。
[27]《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