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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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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西方化理论的典型逻辑。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容易主导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理智。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已能意识到,关闭国门、不改革不行,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保持中国的“体”,对于他们来说借鉴西方的“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思路中“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战胜袭仿,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只是技术超越了中国,而不是文化上的先进概念、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民族化还是西方化的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认同感,产生了西方化思路。在中国之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概念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


  目录

三、“拿来主义”:西化派的典型逻辑
四、愈是民族的就愈是国际的:民族化派的典型逻辑
五、建立“生成论”文学发展观:超越“民族化”、“西方化”二元思维、确立“世界化”思维


  参考资料

[1]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2]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3]周作人:《人的文学》,见《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
[4]钱玄同:《寄陈独秀》,见《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5]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6]不过当时也有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其中较有价值的是黄子平,他在《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中,认为“现代派”概念是“反规范”的,“如果意识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于东西方文化价值标准都发生移易的时代,意识到现代派文学的‘反规范’倾向,那么,就会感觉到设立一个‘真现代派’的先验规范可能是徒劳的。”黄子平在该文中提醒人们注意:“当人们使用像‘人类’这样高度抽象的字眼时”,一定要格外珍重小心,因为“人类”可能“只是暗含量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欧洲人’的扩大化罢了。”黄子平已经意识到了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的“西方化”可能面临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同时审慎地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这里似乎黄子平流露出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与“西方化”策略的微妙区别。
[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见《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刘再复:《告别诸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世纪末”的挣扎》,见《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
[10]周作人:《民众的诗歌》,《晨报副刊》,1920年11月26日。
[11]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2]周作人:《〈扬鞭集〉序》,又见《语丝》,第82期。
[13]此时郭沫若已经开始发表诗歌,《地球,我的母亲》发《时事新报·学灯》杂志1卷7号(1920年1月6日),《匪徒颂》1月23日,《炉中煤》发表于2月3日。但是胡适显然未及注意他。
[14]指沈尹默的《三弦》,原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5]蒲风在1935年3月写就《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一文(《诗歌季刊》第1卷第1、2期)认为:郭沫若和徐志摩在伯仲之间,“他们同是受了外来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徐志摩连形式也极力模仿英国诗。”,“郭沫若的诗受了歌德的影响,有‘狂飙时代’的歌德的精神。”“徐志摩呢,我将说他始终挣不脱哈代的怀抱。”作者又说“《女神》的产生时代是在‘五四’以后,而且作者是身居日本,还是学生分子,只感到社会的混乱,而没有感到切身的艰苦。”实际上按照郭沫若自己的说法,他初期是受泰戈尔的影响,其后是海涅的影响,再后是歌德、蕙特曼的影响,的确郭沫若的诗歌完全是欧化的。
[16]《先锋》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
[17]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1940年6月9日-10日《大公报》)一文中说:“‘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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