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西方化理论的典型逻辑。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容易主导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理智。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已能意识到,关闭国门、不改革不行,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保持中国的“体”,对于他们来说借鉴西方的“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思路中“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战胜袭仿,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只是技术超越了中国,而不是文化上的先进概念、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民族化还是西方化的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认同感,产生了西方化思路。在中国之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概念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