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界或中国学界中，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学者，他们或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提出新的话语批评，或对中国国内的后现代研究提出质疑，或对国学热、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问题发出另类声音。在这种意向各异的“后学”反省中，我以为以下学者的言说是有思想个性并值得倾听的，他们是杜维明、李欧梵、李泽厚、叶维廉、奚密、梁燕城、张隆溪、赵毅衡、徐贲、甘阳、崔之元、张旭东、刘康等。
一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将杜维明、李欧梵、李泽厚、叶维廉放在一节讨论，并非因为他们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谈论不多，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解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而是从建构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杜维明在海外汉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地位，李欧梵以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而知名，李泽厚在大陆有思想家的地位，叶维廉则在台湾学术界有重要地位。正是这种思想的先行者地位和在多元问题中的独立思考，使我们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

一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二 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
三 “后理论”与文学批评
四 社会理论与“后学”

[①] 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1989年版；《儒家思想新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杜维明等《自由交流现代化的忧思——访杜维明》，载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③]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④] 同上书，第453页。
[⑤] 同上书，第458页。
[⑥] 同上书，第468页。
[⑦] 同上书，第478页。
[⑧] 杜维明在《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1995年3月20日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中说：“文化中国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
[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过分明显的宗教情绪提出了质疑。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中指出：“在最近一项关于‘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提议中，杜维明把非华裔汉学家包括在他的‘文化中国’概念的第三域（realm）内，第一和第二域分别指本土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像杜维明这样的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对中国的过去给予相当不同的评价，但根据权力关系，他的立场揭示出一种类似的、得益于他作为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的精英主义（elitism）。在谈到文化中国时，杜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periphery）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在中国的中国人（或用这里所用的隐喻来说，是从‘接触地带’到中国本土）。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进行改造来完成。这是中心—周边的模式通常所意味的权力的完形”。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第93页。
[⑩] 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狐狸洞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铁屋中的呐喊》，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
[11] Cf. Leo Ou-fan lee.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