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小说原出於佛教讲经。唐代佛教与俗讲之关系问题，前贤多有发明，如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向达《唐代俗讲考》、孙楷弟《唐代俗讲轨仪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等等，已辑入周绍良、白化文先生编辑之《敦煌变文论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内。所论俨若专家古生物鉴定，以化石之静态居於何种地质层，指陈斑斑，历数演进痕迹，嬗变源流，判断分明，遂成定谳。
本文则稍异其趣。窃以为佛教由讲经向俗讲的流变，非特西来佛学传播方式本身特点，亦与中土儒、道影响，尤其是三教竞争之动态大环境攸关，似有未经道出者。谨拈出“三教论衡”一题，略陈鄙见，弄斧班门，以为谈助云尔。
一，“三教论衡”轨仪
论者每引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讨论俗讲的规模状况，如：
“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右街三处，会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此中屡次出现“三教讲论”一语，颇耐寻味。我以为，这是佛教徒参与过当时最高哲学宗教活动“三教论衡”的一种资格，也证明俗讲往往是由“三教论衡”的讲论者充任的。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论衡》一文（亦载《全唐文》卷六七），记叙了作者参与的一次这样活动的大略。其首云：

一，“三教论衡”轨仪
二，“三教论衡”渊源
三，“三教论衡”与宣传
四，“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化政策
五，“三教论衡”与义理之衰
六，“三教论衡”与佛教通俗化
七，“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
八，“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

[①] 按此处叙述与《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颇有差异。白传曰：“文宗即位，征拜秘书郎，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於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看来白居易所应对者不止义林、杨弘元，他参与唐文宗诞日的这种论辩也似乎不止一次。史载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诞日庆成节，僧徒道士亦讲论於麟德殿、时白氏以病辞河南尹，任太子宾客分司。何以出现记载上的这种差别俟考。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以所目验之敦煌写本，解释《心王头陀经》时，以为“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而《法句经》“亦是浅俗伪造之经”。“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嘱反复於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是一发见。但也由此可知当时所谓“论衡”之水准矣。
[③] 此处所指系1957年12月至1959年2月的发掘。这次发掘报告即发表在1963年第11期《考古》杂志的《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可以参看。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⑤] 按陆修静为道教巨子，其生卒年及活动范围，均不可能与释氏发生这类叙述的冲突，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册对此有所辨析，可以参看。
[⑥] 参《管锥篇》第四册二六五《全後周文卷二二》。又僧佑《弘明集後叙》曾总结儒家攻击佛徒之异端为“经说迂怪，大而无征”；“人死神灭，无有三世”；“莫见真佛，无益治国”；“古无法教，近出汉世”；“教在戎方，化非华俗”；“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六种。在辩护时，释徒亦只引儒家事例“为法御侮”，可为钱说注脚。
[⑦] 京兆韦氏素为豪族，故时谚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语。
[⑧] 李泌後果“以王佐自负”，曾两入翰林，历仕数朝，至登相位。史言其“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同游。”《旧唐书》卷一百三十有传。钱钟书认为《太平广记》卷二八置李泌为“妖异门”，卷三八却置“神仙门”，“实为一事，乃毁誉天渊”。见《管锥篇》第二册。又《广记》载员淑之祖员半千事，亦属神异者流，其家学可知。
[⑨] 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⑩] 参见尹慧珉译本页6，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11] 段安节《乐府杂录》亦曰“长庆（821－824年）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类似今之通俗歌星，亦释徒之拿手故技。惟“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及“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可以推想其俗讲内容，要非佛家义理正经耳。
[12]《敦煌变文论文集》上。
[13] 大谷光照《唐代の佛教礼仪》98页《佛教礼仪と道教との关係》谈及道教科仪模仿佛教等问题。此类问题前贤发明者众，此不赘。
[14] 关於唐时本土化佛教借重关羽传法事，拙文《关羽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像的历史文化考索》（载台湾清华大学中国?font color=aaaa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