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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初头两个月的《新青年》上，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中国“文学革命”由此发难。此后，在诸多的五四先驱披荆斩棘、摇旗呐喊之下，国人终于突破了晚清以降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框架，在对朽腐的封建“吃人”文化作整体性否定的同时，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作出了整体性的认同。此后，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学到思想，多层次全方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换牌工作。
直到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周扬《论新的人民的文艺》新鲜出笼，标志着中国文学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其间，风雨飘摇，道路坎坷。在这短短的三十二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由横空出世到欣悦繁荣。但是，从总体上看，现实主义更加捍卫了其雷打不动的文坛主流地位，即使是开始气势非凡的“五四”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革命浪漫主义”（温儒敏则称之为“准浪漫主义”）也不得不俯首称臣。
而在现实主义横扫文坛、网罗一切的席卷过程中，我更关注的是曾在第二个文学十年如同昙花一现般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因为，在20世纪前30年，在欧美文坛上，风靡一时的恰恰是在中国日趋式微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和鲜明的反差，促使我对其产生的背景、内含的缘由进行一番思考，并力图在中西文化土壤、中西现代主义生长的具体状况上发掘一些潜藏于历史深处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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