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对我说：“许个愿吧，为你的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这些都是现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但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历来都很艰巨。
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1] 《清史稿》卷466。
[2]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
[3] 2000年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51%；其中三亿多城市人口为40%；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5倍。九亿多农民状况如何，不难估计。
[4]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3页，广州市政协1963年。
[5] 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第91、93页，广东省政协1963年。
[6]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2~13页。
[7] 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9]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1页。
[11]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12]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14]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15]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16]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84~386页。
[17] 同上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