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辞学界在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上尽管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大家都认识到同义手段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引起重视，加以认真研究。主张同义手段为修辞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或主要对象的自不必说，就是持这样或那样反对意见的也是如此，如批评最为激烈的陈光磊先生就说：“我们并不是说同义结构的选用，对于修辞研究不重要。不是的！同义结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修辞现象。”① 我们认为，对同义手段理论研究最持久、最深入的当首推王希杰先生。他既是同义手段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多次呼吁要重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又是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专著《汉语修辞学》（ 1983 ）就是以同义手段理论为主线贯穿全书的。在该书的“后记”（ 1980 ）中，他说：“本书中的某些材料，也正是那时（注：二十年前）搜集的，如关于某些外国名著的不同译本的比较，鲁迅、曹禺等语言大师对自己作品的修改等。”这些材料中就不乏同义手段的好例子。如果从那时算起，那么，王先生对同义手段的关注可以说是非常的持久了。而从 80 年代起，他对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则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到目前为止，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王先生涉及同义手段理论的主要论著有《汉语修辞学》（ 1983 ）、《修辞学新论》（ 1993 ）、《修辞学通论》（ 1996 ）；而涉及同义手段理论的文章则更多了，限于篇幅，只能择其主要地作个罗列，如：《同义异形漫话》（ 1980 ）、《修辞的对象及其他》（ 1981 ）、《论语流意变和情景意变》（ 1982 ）、《论同义手段》（ 1983 ）、《修辞学和辩证法》（ 1983 ）、《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1987 ）、《论修辞学的对象》（ 1988 ）、《略论语言的个人变体》（ 1989 ）、《再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1990 ）、《修辞学的现实与理想》（ 1991 ）、《同义手段和 90 年代的修辞学》（ 1992 ）、《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 1993 ）、《汉字、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及其修辞》（ 1996 ）、《傅惠钧、张学贤、应守岩等〈古汉语同义修辞学〉序言》（ 1998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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