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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里,理性与信仰长期以来处于紧张的不协调关系中。不少基督教神学家 们曾努力弥合这两者,用古希腊哲学来论证信仰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自近代、特别是 康德以来受到质疑。克尔凯戈尔极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超 出了概念理性,不管这理性是否是辩证的。「1 」他主张,这信仰只与个人的生存方式 相关。但问题在于,这种生存是完全“荒谬”的,还是能够容纳某种理性的光亮? 海德格尔在1917年至1919年间所做的宗教学笔记表明,他那时已极为关注早期基督 教信仰与古希腊宇宙论及古罗马法典思路之间的不同。「2 」通过狄尔泰的著作的提示, 他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这种不同或冲突的深刻程度,以及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 特点,即具有“一种无实底可言的生活〔或生命〕性”(ein unergruendlich Lebendiges)。 「3 」按照这种看法,基督教的内省里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对终极实在的体验,与古 希腊的内省大师苏格拉底及斯多葛学派所体验者也很不同。虽然现在还难以确定海德格 尔最初是从哪里得到这种“生活”或“生命”观点的,(除了狄尔泰外,克尔凯戈尔、 尼采、柏格森也都有这种倾向),但很明显,这是他早期宗教现象学的出发点。不过, 更关键的是,这个思想在他那里经历了表达方式上的或解释学方法上的重大改进,以致 发展出了一种在时机化的历史情境中理解信仰的现象学,使得信仰经验以“形式显示” 的方式进入了这种理性的视野。这是他的前人,包括克尔凯戈尔和狄尔泰都没有达 到的。 本文将主要介绍和分析海德格尔在二十年代初阐述的这样一种“形式显示”的解释 学方法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如何体现在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解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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