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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我们对戴震义理之学形成与确立的前提、原则方法等做了一定篇幅的叙述和铺垫，目的是为了引申和说明戴震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因此，从本章开始，本文将遵循戴震义理之学的内在思想逻辑结构，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理论表现形态棗即从自然哲学（元气实体论）过渡到社会伦理哲学（人性论、认识论）再过渡到政治哲学（理欲统一论）做一较为全面系统的剖析和论述。
一．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1 程朱杂袭释老以立说
程朱理学在吸收、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在思维水平和理论框架上超越了孔孟以来的传统儒学，建构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程朱理学在建构起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后，又不失时机地对释老思想特别是对释老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批判。程朱对释老批判驳难的言论在其论著中俯拾皆是。理学对释老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也不可谓不深刻，程朱把“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1] 作为儒、释区别之标识。但是，理学在对释老进行批判的同时，自己却不自觉地先入为主地陷入了释老的“本末倒置”的思维模式之中。可以说，理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对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现象寻找最终的价值本体。理学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则主要得益于释老思维特征的影响。对这一点，理学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朱熹说：“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2] 朱熹把自己的“理”看作是“实理”，而认为释老所言皆“空”皆“无”，就像“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3] 一样。朱熹似乎把“儒言有”与“释言空”、“道言无”作为区别两种学说之根据，但事实上，朱熹对释老本体论之批判，却没有跳出释老思维模式的束缚，程朱以所标榜的“理”，与释、道之“空”、“无”相区别，以为 “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孰不知，程朱所标榜之“理”，与释、道之“空”、“无”究其本质无任何区别，只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而已。已有不少思想家对程朱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揭露得最彻底批判得最无情的是颜元和戴震。颜元曾揭露说：“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这种做法是“借‘四书’、‘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4] 在颜元看来，程朱非儒家真传正宗，不过是打着儒家招牌的“禅宗”而已。这样，颜元就把程朱从正统的儒家传统中排斥了出来。戴震说，程朱之“理”，与释、道之“空”、“无”并相区别，只不过是“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理”，结果造成“学者转相传述，适所以诬圣乱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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