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不是从某种固有体系出发对后现代潮流加以把握，而是从自己所困惑的问题、当前论战的话题，或由论争激烈态度所引发的学术兴趣开始言说。因此，中国的后现代问题与中国急剧转型的政治话语、经济问题、文化论争紧密相关，从而无可避免地显出芜杂和非体系性：个人介入问题的角度和其对问题的误读或有意误读的层面不同，个体言说的问题和盲区的殊异，知识背景所造成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角度的差别，以及其提出问题并加以审理的内在动机各异，成为当代后学多元多维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中国后现代而言，与其将之作为一种主义、流派、时尚，不如将之看成是一个胶着的问题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上，前现代的传统性、现代性的理性、后现代的当下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民间与主流、思想史与学术史、个体身位存在与价值信仰等都网状地编织在话语观念体上。遭遇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进入这一网状结构，同时又不可能将其体系化绝对化，而只能进入个体的言说中看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有可能逃离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和所谓终极价值的绝对性，进入到言说的个体有限性中去。
一 意义世界与认知地图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一 意义世界与认知地图
二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命运
三 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局限性

[①]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②] 刘小枫、吴伯凡《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 月。
[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7页。
[⑥] 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贬损，成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种常态，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学》发表的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为所谓“晚生代”们对现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颠覆。韩东认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我们决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 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这一代写作者对传统和正统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传统的和正统精神在当代质疑中成为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一个正在丧失合法性的“历史政治经典”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审父的一代，也不是弑父的一代，而是贬父尔后失父的一代。这一代以对精英文化消解为己任，如贺奕认为，精英刊物“《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坚的看法是“《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这种看法，也许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态：对真正的问题采用贬损的态度，而不再面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甚至失去了提出新问题的敏感和能力。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