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的变动呈现多元化与复杂化。一方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分化及社会成员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与以往的政治关系一起为农村急剧形成的社会分层提供了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较早投身于市场经济，从经济基础－个人意识到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而大部分落后地区由于其封闭性 [1] ，传统色彩依然浓厚。基本社会状况的差异导致无法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存在极大悬殊的中国农村，因此无论用什么理论研究村民自治都不能不考虑中国农村现实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及《中国村民自治民主的制度分析》两文中第二部分的论述，虽然引入制度变迁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但由于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因而显得较为粗糙与模糊。

一、农村社会的变动呈现多元化与复杂化
二、村民自治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

注 释：

　　 [1] 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北京《战略与管理》 1999 年第 1 期，页 95 ；

　　 [2]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页 34 ；

　　 [3] 熊森林、晏新如：《转型社会中的农民分化——对下林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载《地方政府管理》 1998 年第 7 期，页 47 ；

　　 [4] 施再定：《如何看待厂长（经理）兼任村委会主任》，载《乡镇论坛》 1994 年第 1 期，页 13 ；

　　 [5] 以富裕阶层参与正式组织可获取的利益相关度看，在村一级自治体中是最小的。地区越发达，市场经济水平越高，这一点越明显；

　　 [6]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 1998 年第 6 期，页 16 ；

　　 [7] “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也不例外。参阅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28 ；

　　 [8][9] 政务体现着政府的意愿，要求必须执行，主要包括（ 1 ）贯彻落实法律规定公民应尽的义务，党和国家有关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上级政府的要求，如计划生育、服兵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收缴税款、公安司法、民政事务、文化教育等；（ 2 ）由乡镇政府决定的事务，如乡镇范围的发展规划、经济管理、公共工程、公益事业等。村务则是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事务，由村民共同讨论协商处理。主要包括本村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经济和社会规划、社会公共秩序、社区文化教育、村规民约及有关制度的建立等。参阅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页 212-213 ；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

　　 [11] 李云海：《浙江省发展村级经济，健全村级组织的实践与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西省原平县政策研究室编《农村社区整合与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254 ，转引自《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 1998 年第 6 期，页 17 ；

　　 [12]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等：《实践与思考——全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文选》，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P53 ，转引自《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 1998 年第 6 期，页 17 ；

　　 [13] 邓敏杰：《广西试行村公所的现实定势》，载《实践与思考——全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文选》页 126 － 133 ；刘明祖《在全区村级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梁明春等：《广西村级组织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18 ，转引自《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