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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