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 页数:7 字数:9560)摘 要：全球化引起了宗教在当代的全球性发展，宗教成了影响民族团结、制约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等社会问题的“粘合剂”。文章探讨了形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带来的社会消极影响，及我国在现阶段面对宗教的过度膨胀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宗教；过度膨胀；社会原因；消极影响；基本问题

目录

一、推动宗教过度膨胀的社会原因
二、宗教过度膨胀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
三、我国面对宗教的过度膨胀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即将褪尽宗教的神秘外衣，却又刺激了宗教在当代的全球性的发展。尽管“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籍的源泉”[1](P121-122)，但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联系交往越来越密切与多样化的今天，宗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这对我国也不例外。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推动宗教过度膨胀的社会原因
宗教的过度膨胀，主要是指传统宗教在当代的大规模复兴和新兴宗教的大量涌现，及其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在现时代，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政治人”凝聚多样社会力量不可或缺的“社会水泥”。引起宗教发展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原因有：
（一）现代化及其影响是推动宗教过度膨胀的现实原因
首先，现代化推动了传统宗教的“与时俱进”。全球化引起的科技进步、世俗化和各种反宗教思潮对传统宗教产生了严峻挑战。为防止被社会进一步边缘化，罗马教廷从20世纪后期开始，除改革宗教礼仪、宗教组织，推进与同源的东正教、新教的合一外，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表示尊重，也希望与全人类对话。2000年3月，教皇公开承认了罗马教会历史上犯的七大错误（强迫教徒忏悔；十字军东征并设立宗教残判所；导致基督教的分裂；敌视犹太教；强行传教；歧视妇女；对社会问题不关心），他表示忏悔并请求上帝宽恕，给世界巨大震动。伊斯兰教和佛教也进行了改革。这使它们走出了神学的象牙塔，大规模进入了世俗社会：“到2000年，全世界的宗教徒约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其中，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19.99亿，穆斯林约11.88亿，印度教徒约8.11亿，佛教徒约3.59亿，这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就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88%以上。”[2](P101)现代化也推动了民族宗教，如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等的发展。其次，现代化刺激了新兴宗教的不断出现。所谓新兴宗教，是指那些随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规并提出了某些新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团体。现代化带来的全方位、立体网络式的社会变化，使人们进入了从外部到内部、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急剧动荡与不安之中；而当今社会暴力、不道德及丧失理性现象的不断增加，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这导致了部分人的精神崩溃，产生了多样的信仰危机。托夫勒指出：“今天社会生活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3](P64)于是，一些人投进了传统宗教的怀抱，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人类的“黑铁”时代，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拯救这个世界，而且它就是各种灾难的制造者，只有宗教才能解救人类。但作为现世界的一部分，传统宗教是应该被取缔或改换门庭的对象，只有新兴宗教才能拯救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没有解决或没答案的现象，又给新兴宗教的产生提供了各种素材。这使得新兴宗教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已经注册的新兴宗教团体约7000多个，欧洲18个国家有1300多个，其中英国有600多个，在日本1994年登记的有2000多。”[4]在美国、日本和韩国，新兴宗教已成为“社会人”在激烈竞争和角逐中平衡心理、释放自我的休歇处。
（二）社会政治势力的影响是推动宗教过度膨胀的政治原因
由于宗教能凝聚起信教者的力量的缘故，“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以后，政治与宗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5](P393)，到今天都不例外。宗教在历史上既是统治阶级愚民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也是劳动人民慰籍精神、反抗剥削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旗帜。在现阶段，除他们依旧对宗教不舍外，其他政治势力也对宗教青睐有加：首先，当代帝国主义支持宗教的发展。拿破仑曾经指出：“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6](P136)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日渐强大，给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干涉带来了难度，而改革开放为它们利用具有跨国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等“优点”的宗教组织“侵略”他国提供了机会。为“西化”和“分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6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秘密结成了旨在推翻波兰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当代‘神圣同盟’，基督教成了进攻社会主义的急先锋。”[7](P70)对中国而言，“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8](P370)。境外敌对势力不断利用“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世界基督教和平会议”和藏传佛教等问题干涉我国的内政。其次，民族分裂势力支持宗教的发展。宗教是民族的意识，民族是宗教的载体，而民族的跨国性和国家的多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当民族、国家间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宗教信仰不同，也能够互相宽容和理解；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就会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由于教派不同、理解不同，因民族、集团或国家利益而出现对立化，严重者就会导致民族矛盾或国家冲突。这就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如在民族和宗教问题敏感的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其境内的清真寺由原苏联时期的27座增加到目前的1700座，还建有30所宗教学校、十所高等伊斯兰学院和15所伊斯兰中心。”[9](P46)这在西亚、中亚和北非等地区更明显。最后，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组织支持宗教的发展。因为宗教既可以为其活动提供场所和借口，也可以提供精神动力和组织形式。所以，“拉登每年拨出2.5亿美元支持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拉登委托约旦人伊布•阿里•阿洛林充当他与中亚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人。还有从阿富汗回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阿布•朱赫达洛也被认为是拉登的人。”[10](P73) 其他恐怖组织，如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等也支持宗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