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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转型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所引起的成本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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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很多争论的焦点。而转型中的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s)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难时,Qian(1996)指出:国有企业一般来说要承担两种类型的成本,一方面是由Kornai(1980,1992)、Shleifer 和Vishny(1994)提出的政治成本(Political cost)(也称为官僚成本 beaucratic cost),即由政府的政治控制而引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在进行标准的公司财务分析过程中提到的由内部控制而引发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本文通过建立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之间的联系深化了上述分析,提出两种成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尽管过于严密的政府控制会引发高额的政治成本,但是由于缺乏数量巨大的积极的私人投资者的参与,缺乏有效的公司监控机构,政府监控有助于限制企业内部人员的滥用权力行为,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政府毕竟是一个最大的股东,他从国有企业收取税和利息2(在国家仍然拥有银行的情况下)。出于同样原因,较弱的政府控制可能会降低政治成本,但增加代理成本3。
本文使用在改革过程中的有关中国国有企业的大量统计数据,为这些理论框架提供了实际证据。我们发现,严密的政府控制会导致更多非赢利产品的生产和过度雇佣,严重扭曲企业的经济决策。这是政府控制的政治成本的明显表现。然而,在企业效益不好的情况下,政府控制可以使管理者降低工资和奖金,降低代理成本。总的来说,政府控制会降低企业的效率。但是,低程度的政府控制比高程度的控制的企业效率降低要少。而且,我们发现,同其他方式比较,政府直接任命企业管理者是政府控制最有力的手段。


  目录

摘要:
一 概述
二 理论分析
三 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 解释变量的构造
五 估计结果
六 结论
附录


  参考资料

注释:
(1)感谢Chongen Bai, Peter Boberg, Roger Gordon, Yasheng Huang, Anna Meyendorff, Albert Park, Yingyi Qian, Andrei Shleifer, Jan Svejnar, Wen-fang Tang , Bernard Yeung, 以及南加州大学讨论小组的成员和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有1997年计量经济学会在香港召开的远东会议的与会成员,他们给本文提了很多建议和意见。我还要感谢 Jan Kmenta 和Shinichi Sakata ,他们给我提了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详细建议。另外,Minsong Liang 和Christina Jin-ying wang 为我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帮助,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William Davidson研究所为我提供了财务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注意:我们对政府的分析不同于那些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即暗含的假定是政府的信誉良好,可以治愈市场的不完善。
(3)实际上,我们的分析对于非转型期的经济也适用。例如,Wolfram(1995)发现,在英国,水利公共设施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并未产生大量股东,但管理者将自己的工资提高了很多。
(4)对改革中生产力提高的详细估计,见Gordon 和Li (1995)。关于生产力提高与否的双方面辩论,见Jefferson、Rawski(1994)和Woo(1994)。Bai,Li和Wang(1997)提出,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来说,企业的生产力很可能是一项具有误导性的指标。
(5)更详细的描述见Wu (1994)。一项重要的中央政府政策——利税分流严重打击了承包责任制。见state council(1993) 和国家统计局(1992)。
(7)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1993),它是当前改革的重要指导决议。
(8)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由s的定义得到这个结论,本论文的前一个版本通过更详细的模型导出了s和x。与Hart 和Moore(1990)的有些相像。
(9)传统方式是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确认残值的增长率,并将其作为整体因素生产力的增长率。但将这种方式应用于国有企业时,就会出现潜在的漏洞,因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同普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相同。见Bai Li and Wang (1997)。
(10)双重价格在1985年到1991年之间存在,在这种体制下,每种产品都有市场和计划两种价格。
(11)在改革之前,所有的企业高级领导都不可避免的是党的领导或者是企业内部党的高级官员。这种现象被人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也有例外的年代,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很多地方的党的委员会都被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后者一般来说由红卫兵或相类似的组织控制。在改革期间,“党政分家”一直是要努力的目标,但尽管如此,党的控制仍然相当普遍。Qian(1996)对这方面有相当广泛的讨论。
(12)见Yang和Li(1993)描述双重价格体制的贯彻实施的文章。
(13)此处也可以用Tobit-type 模型来回归Loss。结果同表2中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非常相近。我们采用线性模型是为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这种方法同Barberis(1996)的方法很相似。
(14)例如,税收结构对官员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而中国和东欧就是因为税收结构不同,企业进入一个新行业的速度也不同,见Gordon and L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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