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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历行焚书，儒学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并不因此而消亡，历史发展到汉代，儒学地位重新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用儒生，推行儒学思想，不仅适应了国力强盛时代大一统的需要，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也使儒学从此成为西汉及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因此较比前代，儒学思想主流地位在汉代的确立，立刻在社会各方面表现出来，而器乐文化则是儒学思想在礼乐上的显著反映。
首先是器乐文化上的“大一统”。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机关，并得以不断的扩展，并使辞赋创作达到繁荣。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乐器种类的变化。
这一方面是因为乐府机关的设立，使原本分散的大量诗歌、民谣得以收集和整理，为了演奏的需要而要求乐器种类的增加。当时应用的乐器一方面是前期已有的铙、鼓、箫(排箫)、篪、笙、竽、琴、瑟等；同时也出现笳、角、笛（竖吹）、筝、筑、琵琶、箜篌等新的乐器，特别是琵琶类弹弦乐器的出现，是乐器的重大演进。另一方面，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享乐观和欣赏观逐渐柔化，乐器也因此逐渐向丝竹管弦之类的柔和器乐转变。因此那些曾在战国秦代盛行的以编钟、编磬、建鼓等乐器组成的乐队，在汉代已趋衰落，虽然在宫廷雅乐中还少不它们，但在汉代人看来已经相当乏味，难以引起共鸣。“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续汉书•礼乐志）》。大官僚“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汉书•张禹传》），大概也不用那些乐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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