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符号划分为“表述”与“指号”，这是胡塞尔符号学理论的第一个区分。德里达恰恰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发生根本冲突。本文依据严格的文本学方法，在吸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德胡符号学之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双方（尤其是德里达）的文思理路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的一开始便对符号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双重含义作了本质性的区分。
二.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所要反驳的恰恰是这一区分。
三.德里达在此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不能令人信服。

[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页1。
[2]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3]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2。
[4]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6]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4。
[7] 参见：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现象学导论》（以下简称《笛卡儿的沉思》），张宪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页170。
[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10。
[10]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1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
[1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页。
[1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页。
[14] 这里从倪梁康先生在《逻辑研究》中的译法。另外，为了把“意义”这一外延最广的词留出来作泛指，我建议把胡塞尔的“Sinn”译为“涵义”。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
[16]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页。
[1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第21页。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继续沿用这个译法（参见：《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21－22页。中译文略有改动。
[19] 有些学者，如D. Smith和R. McIntyre以及挪威哲学家D. Fllesdal甚至将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Noema）直接等同于弗雷格的含义（Sinn）（参见：陈立胜：《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
[21] R. 贝耐特：“胡塞尔的‘Noema’概念”，载于《论证》，赵汀阳主编，辽海出版社，1999秋季刊，页150。
[2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27页。
[2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
[24] Rudolf Bernet: “Derrida and His Master’s Voice”, in 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 Edited by W.R.McKenna and J.Claude Eva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1995,p8.
[25]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页。
[26]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页。
[2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3－34页。略有改动。
[28]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6页。
[2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6页。
[30]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7页。
[3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8页。
[32] 如果为德里达辩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对胡塞尔的“自言自语”案例进行解构时，德里达已经间接地为自己的逆命题提供了证明。不过，即使这一证明成立，也无法否认他在这里的“釜底抽薪”行为。
[33] 参见：J. Caude Evans: Strategies of Deconst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