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
关于受贿罪的主体，各国和地区刑法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从实质上看，可谓大同小异。“大同”者，因为受贿罪是一种渎职犯罪，故其主体必须是有职可渎的公务人员或公职人员。“小异”者，各国和地区因其具体情况不同，在公务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上稍有差异。总的来说，公务人员和公职人员不仅限于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也包括了公有企业、社会团体等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德国刑法典将受贿罪的主体确定为“公务员、从事特别公务之人员、法官、仲裁人”；荷兰刑法典将受贿罪的主体确定为“公职人员”，而公职人员在荷兰指被公共机构指定担任公职职务，以履行国家或其机构的一部分任务的人。根据刑法典，所有下列人员在荷兰均被视为公职人员：“法官、武装部队成员、议会议员、省行政机构或市政委员会成员、部长、国王的专员、市长和副市长。”在某些情况下，刑法也把法警和公证人员看作公职人员；而意大利刑法典将受贿罪的主体确定为：“公务员和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对其范围作了较详细、完备的规定：“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员指行使公共的立法、司法、行政职能的人”。而所谓刑法意义上的公共行政职能则是“指由公法规范和当局命令调整、能形成并显示公共行政意志、行使行政命令权或证明权的行政职能”。该法典对从事公务人员所下的定义为：“刑法意义的从事公务的人员，指以任何名义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所谓刑法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只能是用规范公共行政职能的方式调整，但无行政命令权的活动。一般的服从命令和提供纯粹的物质性服务，不属公共服务”；在印度，刑法典中受贿罪的主体为“公务员”，而公务员除包括通常的政府机关人员、军官、法官、警察、陪审员、仲裁员外，还包括由中央和邦设立的公司、企业，或根据中央或邦的法令设立的公司、企业内的人员，以及政府拥有、受政府控制或由政府资助的教育、科学、文化及其他协会、机构中的官员和雇员等等；在中国台湾地区，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务员、仲裁人。根据台湾学者的见解，公务员不仅包括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而且包括立法、司法等机关的公务人员，还包括由政府机构投资在50%以上的公司中的人员 。而除了公务人员，受公务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相比较而言，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于受贿罪的主体解释较欧美国家为宽。

引 言 1

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 3
（一）何谓“公务” 4
（二）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4
（三）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 5

二、关于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 6

三、关于受贿罪的对象 9

四、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11
（一）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 11
（二）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 13
（三）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 15
（四）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 17

五、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18

六、关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 19

七、关于受贿罪的处罚 20
（一）受贿罪适用的刑罚种类 20
（二）影响受贿罪处罚的法定因素 22

八、参考书目 26

参考书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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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张穹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上、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5、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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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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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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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张化、马石利、毕宝魁编著《噬国者》，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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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是伴随国家建立而出现的一种顽症。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以后，在其不成文的习惯法中，就有了官吏收受贿赂要处以死刑的规定。《左传•鲁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帛陶之刑也”。《左传》关于“墨”的解释说：“贪以败官为墨。”这里的“墨”就是现在的贪污受贿。商代的刑事规则《洪范》有“四曰听”。听，古字为聪，就是收赃，凡以官吏身份接收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赃罪，这就是受贿罪的原始形态。西周的《吕刑》规定了官吏违法的“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惟货、惟来”就是官吏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接受请托、贪赃枉法。
从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材料看，受贿与贪污联系在一起规定，但一般能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而且作为官吏的职务身份和接受财物的行为是确定的。到了秦汉时期，对贪污罪和行贿受贿罪已有区别对待。《云梦秦简》中记载：“通一钱，黥为城旦，”“邦亡本通钱过万，已复；后来盗而得,何以说？以通钱。”汉文帝十三年曾频诏规定：“吏坐受赇枉法……，已论命复笞罪者，……”，官吏坐受赇枉法即相当于现在的受贿罪。由于秦、汉律亡佚，难以从具体法律条文来了解当时关于受贿行为的规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律》设《请赇律》、《违制律》两篇，将官吏渎职的收受贿赂设专篇加以规定。北魏法律对枉法受贿和不枉法受贿分别作了规定,为后世开创了深远的影响。《魏书•刑罚志》载：“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所谓义赃，即不枉法受贿，与枉法受贿有明显的区别。
《唐律》在总结前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对受贿的各种行为和刑事责任予以明确规定，将受贿行为分为枉法和不枉法；监临主司和非监临主司；受贿方式分为受财、乞索、强乞；并且有事后受贿、利用过去职务影响受贿、斡旋受贿的规定。
之后的《宋刑统》因袭唐律，《明律》则专设了“受赃”一节，规定了“凤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留盗赃”、“官吏听取财物”等项犯罪。《清律》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制定的，其惩治官吏贪污受贿的法律集中国古代惩贪法律之大成，对赃罪的处刑有所加重，对量刑方式的规定也更加具体。
这些都表明在中国数千年的法律发展过程中，要求官吏勤于职守，督促官吏“正身”守法，防止官吏贪赃枉法，严惩官吏贪贿犯罪，始终是法律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制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将受贿行为规定为贪污罪予以处罚，没有单列受贿罪。一九七九年刑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法典，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强调了受贿罪的渎职性。该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将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规定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将受贿罪的处罚区分为是否给国家或公民利益..